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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取功名 成都客家人耕讀傳家的秘訣

2019年06月25日 09:06 來源:華西都市報 作者:胡開全

清代秀才在打官司時會受到優待。

蘇秉權的《戶部執照》。

清代貢院。

蘇秉權的《監照》。

  蘇氏家族在成都東山一帶發展近200年,經過8代人的努力,既壯大了家族實力,成為當地的一大望族,也為地方的社會、經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檔案編研負責人胡開全總結后認為,蘇氏家族的貢獻主要有3個方面:樹立起耕讀傳家、孝行仁義的榜樣;在居住區域成為和諧鄉里的中心;通過試種并推廣經濟作物,推動地方經濟發展。

  壹

  廣東籍客家人

  首次在四川考中秀才

  蘇氏家族一向有崇文重教之風,早在其祖遷川前就有較深厚的家學淵源,這可從《華陽蘇氏族譜》中記載其入川始祖“蘇公諱子盛,字永霏”,“伯祖蘇公諱子昌,字永霖”得知。

  在古代中國,一般只有知識分子和做官之人才會有字、號等稱呼,普通老百姓大多有名無字,更不用說號了。

  蘇子盛及哥哥蘇子昌不但有名,還有字,這至少說明一個問題:他們是讀過書的,雖然未必獲取過功名,但也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農民。

  蘇氏家族入川始祖蘇子盛在入川之始,除佃田發展生產外,還開始少量購買田產,積極鼓勵兒子們考取功名,這是一項對家族發展影響甚大的決定。

  正是在這樣的家學背景下,蘇氏家族對功名的追求,在入川第二代蘇元德就已經開始了。

  《華陽蘇氏族譜》記載:“(蘇)元德,字文華,妣氏謝。文華公系華邑庠生(秀才),所謂粵東人在四川省開科者也。”蘇元德是廣東籍的客家人首先在川內獲得功名的,這是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

  當時的政策規定:“蜀省流寓之民,有開墾田土、納糧當差者,應準其子弟在川一體考試。”

  也就是說,要參加政府的考試,首先要擁有田地,是有產者,納糧戶。蘇子盛在佃租耕種的同時購買了少量田產,是符合政策條件的。

  據嘉慶版《華陽縣志》記載,雍正10年(1732),華陽縣庠生的名額只有12人。要取得這種稀缺的機會,對普通家庭來說,往往需幾代人的努力。

  蘇氏家族入川第二代蘇元德能考中庠生,實屬難能可貴,可見其家族學風對后人的影響。

  從蘇子盛在雍正4年(1726)入川開始,到光緒29年(1903)商議續修族譜這近180年中,從蘇元德起,受重文家風的熏陶,蘇家后人或攻讀或捐納,其中僅蘇成勇這一支族人,就捐了13名監生、3名貢生、8名九品,還出了7名庠生,3名實職官員,共取得34個功名。

  這些數據,可見蘇氏家族對功名的重視程度,從而形成耕讀傳家的家風,這對一個家族的發展影響是巨大的。據后代蘇淘聲回憶,這些有功名的人,大都在成勇公祠里立牌位供奉,并配有官服的神像。

  貳

  蘇氏家財豐厚

  通過捐納方式獲取功名

  蘇氏家族在族人攻讀功名的同時,因為家財豐厚,還通過捐納的方式,從另一個角度獲取功名。

  捐監始于明朝景泰年間。當時政府因為財政困難,實行捐納進入國子監學習的制度,被稱為捐監,也稱納監或納貢。此后,清朝沿襲了這種做法,俗稱捐納。

  在捐監制度實行之初,要求捐監者必須是生員,也就是經過考試被入選國子監的生員。后來放寬條件,各界俊秀(沒有任何學生身份的民間人)也可以捐監。這樣一來,就把捐監制度給弄得“水垮垮”的了,不學無術的“阿貓阿狗”們,只要愿意給錢,就可以去國子監讀書。

  在清朝,捐監并不是直接買官,而是花錢買文憑。有了文憑,可以繼續參加科舉考試,走正途進入仕途,也可以走別的途徑,如捐納為官。

  各界俊秀要想捐納官職,前提是必須具備貢生、監生的資格。因此,捐監成為有錢有勢的豪家子弟獵取功名富貴的起點和捷徑。

  清末,科舉制度日趨衰落,國子監取消了坐監制度(在國子監集中學習),允許監生在家自學。再加上政府為彌補財政虧空,積極鼓勵捐監,所以民間興起了捐監熱。蘇氏家族正是這股熱潮中的一分子。

  成都東山蘇氏家族主要通過捐納方式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對維系其家族的社會聲望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蘇氏家族對功名如此重視,在入川后的近180年里基本上延續不斷,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宋朝以后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士大夫的社會身份與社會地位不是固定的,而是處在不間斷的再生產和變動中。

  祖先的金榜題名,并不能自動保證子孫后代可以享有與祖先同等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子孫如果沒有取得一定的功名,就會在社會流動的過程中下滑,失去祖先曾經享有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所以,蘇氏家族為保持家族的社會身份與社會地位不下滑,必然會選擇不斷地捐納功名這條捷徑之路。

  

  獲取更多資源

  參加當地上層社會活動

  俗話說,三代人難出一個貴族。用在科舉時代,不僅三代人難出一個讀書人,而且有的還要花費數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出一個獲取功名的讀書人。

  但是,只要獲得了功名,諸多好處就源源不斷地跟來了。因為獲得功名突破了階層固化,上升到了更高的士大夫階層,有了管用的話語權,說話有分量,有人聽了,可以參與地方社會事務,從而獲取更為豐厚的社會資源。

  對蘇氏家族來說,通過捐納獲得功名,有了官場中人的身份,就可參加當地上層社會的各種實踐活動,如參加當地只有有功名的人才可加入的文昌會。

  這不僅能通過參加地區的文化活動來展示家族特有的地位,累積社會資本,提升家族聲望,還有了享受文昌會規定的優待機會。

  1914年在成都市龍泉驛區洛帶鎮江西會館前重建的東文昌碑上記載,凡參加該會者,除交必要的會費即“在會子孫有援例游泮(清朝稱考取秀才為入泮)者,各上會底錢一千二百文”外,更為重要的是,與會者“子孫有人中舉者,會內幫給京費銀三十兩給楚;如有出仕別省者,五品以上均照中舉京費”,“會內子孫有中三大魁者,加倍賞給。”

  也就是說,加入了文昌會的人,如果有子孫考中舉人的,文昌會會給赴京參加會試、殿試的資費白銀30兩。

  在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留存下來的土地買賣契約中,乾隆35年(1770)每畝上等土地的價格為30兩白銀,嘉慶6年(1801)為42兩,道光14年(1834)為36兩,光緒2年(1876)為32兩,1925年為46兩。

  如果有到省外做官做到五品級別的,也會參照考中舉人的標準給予獎勵。如果有子孫在秀才、舉人和進士考試中都考中的,會加倍進行獎勵。

  不缺錢的蘇國寬

  獲得了“雙文憑”

  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留存下來的契約文書中,有關于蘇秉權(蘇邦賢)、蘇國寬父子因捐納監生和貢生獲得的《戶部執照》與《監照》原始文件,我們從中可以發現,有錢的蘇國寬不僅捐納了監生,還捐納了貢生,獲得了“雙文憑”的功名。

  蘇國寬捐納204兩銀子

  道光30年(1852)四月十八日頒發給蘇秉權的《戶部執照》中,52歲的蘇秉權捐銀108兩,遵例由俊秀捐納文監生,獲得國子監監生身份,領得《戶部執照》和國子監頒發的《監照》。

  這里涉及到兩個名詞:《戶部執照》《監照》,有必要解釋一下。

  清朝的戶部,是主管全國土地、戶籍、賦稅、財政的機構,《戶部執照》是戶部發給捐監者交銀納糧的正式收據,相當于現在的正規發票。

  《監照》,是國子監發給納監者的監生執照,也就是監生的資格證書,相當于學生證或畢業證書,是對功名身份的國家認證。

  咸豐6年(1856)四月二十一日頒發的《監照》中顯示,蘇秉權的兒子、41歲的蘇國寬捐銀88兩,獲得國子監監生的身份。

  在同治元年(1862)八月初四日頒發的《戶部執照》和《監照》中顯示,蘇國寬又捐銀116兩,獲得貢生身份。

  也就是說,蘇國寬兩次捐了一共204兩銀子,拿到了監生和貢生兩個“文憑”。

  捐納的理由和收費標準

  為什么蘇秉權、蘇國寬父子捐納功名花費并不多呢?這是有明文規定的。

  在蘇秉權、蘇國寬領得的《戶部執照》和《監照》中,有政府開捐的理由和收費標準,不同時期的理由和收費是不同的。

  給蘇秉權的《戶部執照》中,開捐理由是“戶部為籌備等事”,具體根據是嘉慶4年(1799)十一月初六日,嘉慶帝下旨,準許戶部的“各省封貯銀兩(其實就是國庫空虛,需要財源)”奏議,接受捐監,廣開財源。

  收費標準方面,道光6年(1826)十月初一日開始實行的是:“在京及各省俊秀報捐監生,統定為一百二十兩。”道光11年(1831)正月二十六日實行的是:“報捐監生銀數,在京及各省均定以一百八兩。”從120兩降為了108兩。

  所以,蘇秉權捐銀108兩,獲得了監生身份。

  而給蘇國寬的貢生《戶部執照》中,開捐理由是“酌籌餉事(籌備軍餉)”,將“空白職銜、封典”等虛銜用來捐納,鼓勵各省家庭殷實者踴躍報捐。

  為籌足所定指標,要求所開捐納省份若所獲捐納銀兩不足,也可向外省實行捐納。

  捐納所得銀兩可以不用直接交往戶部,由各省、各部收捐。

  為此,戶部所發的執照不僅精減了程序,即所發執照由各省、各路糧臺直接頒發,而且還降低了捐納實數,即降低了收費標準,可謂是“薄利多銷”。

  由此可見,清政府真的是缺錢缺得慌了,簡直就是見錢就給文憑,就像是現在一些路邊小店喊的那樣:“見錢就賣!”

  除“按照核減例定銀數二成收捐,隨時填名給領。其每百兩應加平余銀四兩免其交納,至應交解部飯銀每百兩交銀一兩五錢,每張照費銀二錢,均照向例核減,用資鼓勵,亦湊準在案。”

  所以,蘇國寬捐納貢生時,捐銀116兩,加上飯銀兩7.4錢,照費銀3.45錢,一共花費了118.09兩。

  蘇國寬捐貢生所納的銀兩要比捐監生高一些,是因為貢生的社會地位要比捐監生高一點,當然花費也要多一些了。

  捐納執照有打假防范

  在蘇秉權、蘇國寬父子領得的《戶部執照》和《監照》中,除記載政府開捐緣由、所捐銀兩數量變化外,還寫明了捐納者的戶籍、年齡、體貌特征及祖上3代人的姓名等。

  官府文書中,為什么要描述持有人的體貌特征?

  在蘇秉權捐監所獲得的《執照》中,是這樣寫的:“俊秀蘇秉權,四川成都府華陽縣人,年五十二歲,身中、面白、有須。”

  蘇國寬捐納貢生獲得的《執照》中寫道:“蘇國寬,系四川成都府華陽縣人,年四十八歲,身中、面白、有須。”

  從兩件《執照》中可以得知,蘇秉權、蘇國寬父子的體貌特征都差不多,即身材中等,膚色白皙,有胡須。蘇氏父子這樣的形象,正是清朝時四川地主的標準體貌。

  兩件《執照》引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為何要在這樣嚴肅的官府文書中,描述《執照》持有人的體貌特征?

  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防止假冒,可謂是“防偽標簽”。

  古代沒有現在的身份證,也沒有照相術,更沒有電視傳播,一個人的外貌不具有普遍認同性,官員赴任靠的是官印或委任狀。

  這就存在一個理論上的巨大漏洞:誰拿到官印或委任狀,都可以冒充去赴任。

  不乏冒充官員上任案例

  雖然是理論上的漏洞,但在實際中,卻是有案例的。在清朝人的野史筆記中,有一個非常典型的冒充官員上任的故事。

  康熙初年,郭某被委任為池州府(今安徽池州市)知府。在前往赴任途中,遭到一伙強盜的襲擊,郭某及其家人、隨從60多人全部被殺,只有長得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幼子被留下來,強盜首領把他們據為己有。

  強盜首領在行李中搜出委任狀,遂冒充郭某,赴省城報到,參見上司。上司從來沒見過郭某,也不知真假。假知府上任后,處理政事精明能干,上下都很愛重他。

  但他征收到錢糧后一直不上繳。上司查問,他說:“錢糧事關重大,我必須親自押送。但不能每一筆錢糧都往返跑一趟,等數量積累多了就會送來。如果不相信,可以派人來檢查。”

  上司派人察看他的倉庫,果然都是滿倉滿庫,上司聽后很高興,還大大地夸獎了假知府一番。

  不久,郭某的一些鄉親陸續來探望,但每個探望者到了后,都被騙進衙署殺死,沒有一個人能活著回去。

  去了那么多人都不見回來,老家的鄉親起了疑心,郭某的妻兄決定親自去看個究竟。妻兄到了池州后,在街上發現官轎里坐的知府居然不是郭某,不禁大驚。

  妻兄假裝成乞丐,結識了衙署里的火夫,靠火夫的關系,進入衙署里干擔水的活兒。一天,他碰到了妹妹,妹妹搖手讓他不要說話。

  第二天,妹妹暗中寫好一封信,悄悄塞給他。他出來看信,才知道郭某已被強盜殺害,強盜有30多人在衙署里。

  妻兄趕到省城,秘密地向巡撫控告。巡撫得知消息后,大吃一驚,但考慮到強盜有30多人,不能馬上去逮捕。

  巡撫聽說強盜中有很多人精于會計,就派人對假知府說,各縣錢糧賬目不清,聽說你的手下多精于會計,能否為我分赴各縣核算賬目?

  假知府同意了,巡撫把假知府的部下每個縣派兩個人,以分散他的勢力,并借口另外的事情召他前去。

  假知府一到,就被拿下。審訊后,強盜供出了罪行,最后被處以死刑。 封面新聞記者黃勇

  特別致謝:成都市龍泉驛區檔案局(館)

【責任編輯: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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