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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城后裔 八旗子弟留下的血脈

2019年06月25日 09:57 來源:華西都市報 作者:章夫

少城內的標志性建筑“愷廬”。

野花變成家花。

出行有馬車代步。

滿族女人與花。

  本文要說的成都少城血脈,很大程度上指康熙年間滿蒙的八旗后裔,因為在他們來少城之前,張獻忠屠殺了成都人,當然也就沒了少城了。真正的少城后裔,實際上是那些八旗子弟留下來的血脈。

  統計數據告訴我們,光緒三十年,成都滿蒙總人口是21760人。

  今天在成都的滿蒙后裔究竟有多少,沒有一個十分確切的數字,據“成都市滿蒙學會”的統計,不到一萬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成都市滿族人口為2817人,蒙古族是989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滿族人口為4266人,蒙古族是1343人。然而真正是康熙年間隨荊州換防來成都的八旗后裔,可能人數會更少。

  隨著時光流逝,不用說今天大多數成都人對300年前那段史實不甚了解,就是那些祖上居住在少城的年輕一代,對他們祖輩在少城的生存情況,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清楚。

  于是乎,成都百姓心目中就留下了這樣一個總體印象——少城里走出來的都是些“手提鳥籠,賞著花香,哼著小曲”的王公貴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成都生活方式的開創者。因為他們成天坐茶館,賞花草,遛鳥養寵物……才有了今天成都的茶館產業,花卉產業和休閑文化。

  壹 旗兵駐防成都,少城有了新主人

  八旗子弟及其后裔生存中的酸甜苦辣,興衰榮辱,卻很少為外人道。的確,他們住在水泄不通鐵桶一樣的少城里,很少有人撩開其中的神秘面紗,個中甘苦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正是帶著探秘的心理,我走近了在成都為數不多的這批神秘而特殊的人群。

  通過走訪了解少城和清末住在少城的望族人家,通過他們的故事,折射出少城的榮辱與興衰。這些當年還是懵懂孩提時代的旗人,如今已是八九十歲的老人了,從他們朦朧的記憶和切身感受中,我走進了一個個真實的少城旗人生活區。

  當年康熙進兵成都,是考慮到其戰略地位之重要,因為成都作為進藏重要的門戶,無論大征小戰,都有著橋頭堡的作用。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在西藏地區由于和碩特部的統治與藏族封建領主發生矛盾,蒙古準噶爾部乘機偷襲,殺死拉藏汗。西安將軍額倫特率兵數千,前去彈壓,遇伏,全軍覆沒。清廷決定由青海、四川、巴里坤三路出兵進攻準噶爾部。其時巡撫年羹堯奏請在四川設駐防旗兵,“上嘉其實心任事,遣(付)都統法喇率兵赴川協剿。”法喇從荊州駐防八旗撥三千旗兵入川。這批旗兵曾進駐巴塘、里塘、打箭爐等地,藏亂平定,法喇率兵返回成都,康熙六十年奉命留旗兵駐防成都。

  成都這才有了駐防旗兵,也就有了成都的滿蒙族。此后,少城便有了它新的真正的主人。

  貳 八旗實行世襲,大量旗人成“閑散”

  《大清圣祖仁康熙徨帝實錄六》載,康熙五十七年(1718)八月庚寅,“四川巡撫年羹堯疏言‘川省地居邊遠,內有土司番人聚處,外與青海西藏接壤,最為緊要。雖經設有提鎮,而選取兵丁,外省人多,本省人少,以致心意不同,難以訓練。見今駐扎成都之荊州滿洲兵丁,與民甚是相安。請將此滿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

  有了朝廷的“御旨”,世代居住北方的旗人,就這樣在西南多雨的成都,成家立業,從而生根發芽,枝繁葉茂。

  眾所周知,成都是座移民城市。明朝末年,四川屢遭兵禍,成都尤甚,民眾大量死亡,幾十里或幾百里都無人煙,田土荒廢,長了很多樹木,到處野獸成群。

  一些住在成都附近的地主富戶,事先紛紛攜帶金銀契據帶著子女逃進灌縣以西地區居住。因之,在成都,現在還留有“弄爛就弄爛,弄爛到灌縣”的順口溜。后來清朝肅親王統兵從北路進川,清除了四川的兵亂,四川漸次平靜。為了改變四川的荒涼現象,清廷當局把湖北兩廣的人移來四川開辟已經荒廢的土地(開辟的土地歸自己所育叫做插占)。

  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之役后,“奏請特設成都將軍(全銜稱‘鎮守成都等處地方將軍’)一員,以資鎮懾。其權限除內地州縣營訊不涉番情者毋庸干預外,如松茂、建昌二道所屬三府廳州縣管理口外士司者,并松潘、建昌二鎮,阜和一協及所屬管理口外士司者,悉歸將軍統轄。”按照清制,駐防八旗將領不能指揮綠營,這也是防止將軍的權力過大,互相牽制之術。

  成都卻是例外,“將軍兼統綠營者惟四川”(《清史稿·兵制》)。表明成都駐防八旗有統轄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的任務。

  八旗實行世襲制,兵員只能在他們的后代中挑選。隨著駐防八旗人口的增長,編制也時有增補,主要是增加養育兵和余兵的名額,它帶有救濟貧困旗人的性質。同治以后增添“精銳營”“振威營”“新威營”。由于人口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兵額的需要,實際上只能是半世襲制,往往一個旗人家庭只有一個軍人,也要養活一家人。因而,大量的旗人成為“八旗閑散”。

  正因為滿城四面高墻,鐵桶一樣圍得水泄不通,不與城外漢人相通,因而“與民甚是相安”。慢慢地,八旗兵便成為“井底之蛙”,以至于在大清末年,連自我生存的本領也沒有了。

  這也怪不了滿蒙旗子弟,他們的祖輩都是過著“清語騎射”的日子一輩一輩過來的,吃穿全是皇糧皇餉。清代八旗兵的制度,原是平時牧畜,戰時召集成軍,入關以后撥各地駐防,便成職業軍人,代代都靠糧餉生活。

  由于兵額有限,糧餉也有定額,這就使得人口繁衍速度緩慢。

  據載,康熙六十年來川駐防的旗兵,滿蒙戶口二千余戶,人丁五千余。到嘉慶時百年當中滿蒙旗兵戶口是2153戶,人丁10998名,沒有大的增長。同治十年報部冊籍,戶口四千五百余戶,人丁13700余名。光緒九年將駐防閑散100名(旗兵家屬不是額設兵士)移調杭州填防,連家屬其三百余名。光緒卅年將軍綽哈布查核冊籍,實有戶數五千一百余戶,男子一萬二千余名,女子九千余名,共二萬一千余名。

  說穿了,是整個大清體制這個“籠子”,把他們禁錮在少城這樣的優越環境里,縱然他們自己有三頭六臂,走不出少城半步,也是枉然。

  叁 將花與戰馬,帶到遙遠的成都

  住在峨眉電影制片廠宿舍的趙爾寰家里掛著不少書法作品,一看就是個讀書人家,屋子里,窗戶邊全是花盆,那些花盆里的花真可謂爭奇斗妍,賞心悅目。同樣,在趙宏樞和蘇成紀兩位老人的家里,我有著同樣的感受。世世代代生活在成都的八旗后裔們的生活方式很特別,也很浪漫。

  就像趙宏樞、蘇成紀這些老人一樣,可能他們的生活并不富有,可即或是手里只剩下買一束花的錢,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買束花回家。

  這,就是真正的骨子里的滿蒙人。

  旗人愛花的歷史,據說與他們的祖輩生活經歷有關。作為曾經馬背上的民族,他們祖先的眼里,是漫山遍野的野花。我們可以想象,面對那些叫不出名字來的各式各樣的野花,他們的妻子兒女會以怎樣激動的心情去采摘?那些職業軍人們在戰爭間隙,臥榻在營房,枕邊有幾束鮮花相伴,是殘酷的戰爭中最為溫馨也最為奢侈的伴侶。

  日積月累。花的種子便留了下來,隨著戰馬游走四方,只要稍一停留下來,花種撒進土壤里,五彩繽紛的鮮花便迎風而開,花香千里。或許,那些南征北戰的旗兵們,在每每看到花的時候,便會想起遙遠的家鄉。或許只有花這個看得見的載體,才能勾起旗兵們心靈深處的種種思念。

  花,是這個馬背上民族最好的精神寄托。

  經過天南地北,那些采摘的各式各樣野花,同樣帶到了曾經遙遠的溫潤的成都。從成都流傳下來的竹枝詞里,我們可以看出清初八旗兵營里,較為殷實的花一般的歲月。

  “滿洲城”靜不繁華,種樹栽花各有涯。好景一年看不盡,炎天“武廟”賞荷花。

  旗人愛種樹、栽花,滿城內一年四季景色秀美。

  荷花是滿城一大特色。同治《重修成都縣志》載“武廟,在滿城軍署前,國朝乾隆癸卯年(1783)建修,名關帝廟。左有蓮池,右有太極池。引金水河由正殿前橫過。”

  傅崇矩在《成都通覽》中對滿城環境也有類似描述:“城內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氣清新,鳩聲樹影,令人神暢。”

  “小東門”與“娘娘廟”,“安順橋”頭花市分。賣盡千筐供佛少,日高齊上萬烏云。

  小東門,是滿城的一道城門。同治《重修成都縣志》說,娘娘廟“在滿城內都統街。正白旗二甲建。”旗人愛花,有固定地點的花市自不足為怪。

  “西教場”兵旗下家,一心崇儉黜浮華。馬腸零截小豬肉,難等關錢賤賣花。

  “西教場”是八旗兵練武場所。清中后期的旗人“崇儉黜浮華”,生活簡單樸素,賣花成為謀生手段之一。為了能吃上“馬腸零截小豬肉”,等不及關錢即將花賤賣。

  有著“芙蓉古城”之稱的成都,自古就有愛花的習俗,少城里的花與大城的花渾然一體,構成了成都這個溫潤的花花世界。很難說今天我們最喜愛的花里面,某一種就是當年旗兵們從草原上帶來的野花。

  不僅如此,成都數百種名特小吃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這些滿蒙人的作品。比如風靡成都的“甜水面”“灑琪瑪”“芙蓉糕”等。這些都是典型的北方風格的食品,然而卻在包容性極強的成都發揚光大,大受歡迎。

  對于這座擁有3000多年歷史的城池而言,八旗子弟及其后裔無疑做出了貢獻。

【責任編輯: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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